近日，贵州大学一则招聘公告引起舆论哗然。该校资产经营管理办公室计划招聘一名在编管理岗人员，竟在“其他报考条件”中列出要求：应聘者配偶须为该校在职在编优秀博士，且须同时主持2项及以上国家级项目、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CSSCI论文10篇及以上、获得贵州省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项、担任学校学科学术带头人及贵州省创新团队带头人。如此精准到“像素级”的条件，让此次招聘的“量身定制”性质昭然若揭，以至于被部分网友戏称为“史上最拉萝卜招聘”。
面对外界质疑，该校人事处工作人员先是回应“不是萝卜岗”，后又表示“需要进一步了解”；纪委工作人员则称“简化招聘有可能有特殊情况”。这套欲言又止的解释，进一步加重了公众的猜疑。有熟悉高校内情的人士指出，这背后应该是高层次人才引进的配套政策——中西部高校为在“抢人大战”中突围，往往将解决配偶工作作为吸引顶尖人才的筹码。贵州大学此次招聘，很可能属于这种情况：明知违规，却不得不走个“公开招聘”的过场；既要兑现对人才的承诺，又要应付事业单位招聘要求，最终诞出这一怪胎。
明知是量身定制，却还要煞有介事地设条件，走流程，昭告天下。这场景，像极了安徒生童话里那位光着屁股游行的皇帝，明明身无寸缕，却要装作衣着华美，众臣民也不得不欢呼赞颂，所有人都“尬出天际”。
在这出尴尬剧中，第一尴尬的是被“特殊照顾”的当事人。明知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是通过“萝卜条件”入职的，却还要假装正规招聘的优胜者，每天顶着“名不正，言不顺”的标签，活在周围人复杂的眼光中。一份工作，附赠的是难以消解的自我认同危机与社交隔阂，这种有苦难言的感觉，相信没几个人愿意承受。
第二尴尬的是招聘单位。明明是公然违规，却要假戏真演，做戏做全套。从拟定公告、发布信息、审核材料到走完“简化程序”，每一个环节都要调动各种角色配合演出，其间都得像给皇帝织布裁衣的骗子一样一本正经，不能“笑场”。这种人格分裂式的操作，既是对规则的嘲弄，也是对经办人员职业尊严的消耗，和对招聘单位公信力的透支。
第三尴尬的是人才引进政策制定者。可以说，正是他们在制定政策时的考虑不周，加上执行层面的教条主义、形式主义，才上演了这出尴尬剧。中西部高校引才不易，以解决配偶工作为配套条件无可厚非。但问题在于，人才引进政策与事业单位招聘规则之间是否做好了衔接？是否建立了“特事特办”的透明机制？如果没有，执行层面发生造假现象也就不足为奇。
如今事情曝光，舆情发酵，贵州大学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：硬着头皮继续完成这场招聘，等于公然挑战规则，必将招致更猛烈的批评；若就此叫停，又可能失信于已承诺的高层次人才，影响引才大局。似乎无论怎么走，都是错棋。真是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。
人才要引进，配套要跟上，这都没错。唯一错的是用违规的方式“自我下套”，将公共编制当作引才的“赠品”。导致这一尴尬局面的根源，首先是制定政策失之草率，对实际情况与制度规则的冲突考虑不周；其次是对规则缺乏敬畏，制定了规则又随意违反，把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当作可随意揉捏的橡皮泥。
要避免类似尴尬再次发生，必须从根子上重塑引才机制。一方面，通常情况下，对于人才家属安置应告别“包办”模式，探索市场化安置方案，避免违反事业单位招聘用人的原则规定；另一方面，对于确需“特殊照顾”的人才家属安置，与其挖空心思搞量身定制的假招聘，不如通过合法程序开辟“专项通道”，光明正大地执行，并接受社会监督。
贵州大学的尴尬告诉我们：公立机构的公信力不能靠“皇帝的新衣”来维持；遵规守法的底线一旦失守，再好的政策初衷也难导向好的结果。在此，笔者还想多说一句：现实中此类“迎合规则”又“违反规则”的“变通操作”并不少见，然而，任何时候，行不由径，事不违制，才是唯一的正道。希望更多公立机构汲取教训，不要自作聪明，重蹈覆辙。
（作者系第一财经编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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