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万银
近日读萧乾的回忆录《搬家史》，不由得想起我的搬家经历来。它虽然只是我个人生活轨迹的变化，但也留下时代的印记，形成对岁月变迁的微观记录。
1981年我从师范院校毕业，回到母校——小兴安岭南麓一座工厂的子弟中学任教，当时只有21岁。那时候国家提倡晚婚晚育，实行福利分房制度。因住房紧缺，分房得慢慢排队，所以结婚成家的事不在我的青春日程表上。和父母住在一起，衣食无忧，我一心在教育的平畴绿野上耕耘。
一晃7年过去了，我已超过晚婚的年龄，成家之事逼到眼前，但大红喜字不知贴到哪儿——没有住房。百爪挠心之际，一位教过我的老师伸出援手：她即将调回上海，临行前把她家住房的钥匙交给我；又帮我做学校领导的工作，说分房应该优先考虑踏实工作的青年教师，他们“安居”才能“乐业”。经过恩师的一番运筹，终于把她的楼房转给我做婚房，使我单身的独木舟靠了岸。
这是我第一次搬家，从父母的屋檐下飞出来，从此顶门立户，独自面对人生的风雨,也从此踏上搬家的征程——生命不息，搬家不止。
20世纪80年代后期，小兴安岭林区陷入资源危机，几乎无林可采。我所在的工厂是木材加工企业，没有木头，工厂无米下锅，濒临破产的边缘，人们开始自寻出路。1992年，我随人才流动大潮南迁，全家迁往山东省的海滨城市日照。接收单位分给我两室一厅的楼房，催我赶快搬家。
从北国边疆到山东半岛，迢迢两千公里，这家怎么搬？我茫然不知所措。这时一个在火车站工作的学生家长为我指点迷津：可到火车站货运处申请一个中型集装箱，一箱便可装走全部家当。于是当我在新单位上班半个月后，集装箱风尘仆仆地驾临我的新家。
听惯了林海的松涛，现在来听黄海的浪潮，这次搬家并非我所愿，完全是时代的变迁使然——羁鸟已无“林”可恋，只好飞出深山。
在这蓝天碧海金沙滩的宜居城市工作10年后，又遇到新问题：女儿上高中了，3年后有可能上大学读书，而大学从1997年开始，全面推行缴费上学制度，并且收费标准逐年提高。这对工薪阶层来说，无疑“压力山大”。家庭责任提醒我，必须未雨绸缪，抓住3年的窗口期出去闯一闯，才能为女儿将来求学铺平道路。我准备去北京工作。在此之前，我利用业余时间，为北京的一家教辅图书公司做书稿多年，他们邀请我去做语文学科主管。
这次是我一个人先去探路，妻子留守陪读，待女儿高中毕业后再去北京与我会合。搬家很简单，只是把行李、衣物、生活用具等打两个包，通过铁路快运，寄到北京朋友处。
加入北漂一族后，首要问题是租房。由于工作变动、房东涨价、交通不便等原因，搬家成了生活的常态，住房的钥匙几乎一年一换。从具有乡野气息的崔各庄，到高大上的总部基地，到交通枢纽六里桥……足迹几乎踏遍北京的东南西北。
由黄海投奔什刹海，先做教辅书，后做高考辅导，我在中年的河流上忙着捕捞。其间我尝尽打工者的酸甜苦辣，对社会、对人生有了更直观、更深刻的感悟。
2021年国家实行“双减”政策，教培行业开始退潮。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我，已到退休年龄。弹指之间20年过去，来时风吹黑发，归去雪满白头。归向何处？去意彷徨之时，我仿佛听到黄海涛声的呼唤。
巧的是，女儿大学毕业后，结婚成家定居青岛。我也在青岛买了一套房子，作为菟裘归计。从此青岛的万家灯火中，多了一盏属于我们的光。
告别了金碧辉煌的紫禁城，来到风光旖旎的崂山下。这次搬家不仅是住所的迁移，更是生活新篇章的开启。从此我不用再想明天有几节课，不用再听闹钟的起床铃声，不用再吃路边摊的煎饼果子。抖落京城的仆仆风尘，开始我喜欢的退休生活——读书写作，期待着暮色中的起飞。如果把我一生的“搬家”比作电视连续剧，那么演到这儿，大概率是要“剧终”了。
金代元好问有一首小令《人月圆》写到搬家：“移居要就，窗中远岫，舍后长松。”当代人搬家可没有那么理想和浪漫，常常不过是个人命运的沉浮与历史变迁的交织。回顾我的搬家史，我的感悟是，搬家的足迹往往就是追求的足迹、奋斗的足迹、成长的足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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